儒释道三教同源中西宗教论争难免一战

佛教文库繁体 2025-11-15 08:35

在漫长的文化融合历程中，三家思想已然血脉相连，彼此尊重而无相互引夺，自他默契而潜相秘护。直至明末，西方新教改革开始，其宗教哲学影响扩及中土，试图改变中国以道为尊的文化格局，而发展以人为尊的西方价值观，终至拉拢儒家而直接攻击释、道两教。当时四大师据理反诤，融合三教，赢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成就。现代社会，欧风东渐，慧日西沉，三教聚首，旧猷重叙，于文化、于国家、于宗教，时节因缘，正当适时。

传统文化尚未全面复兴

儒释道三家共同以心为本，以道为尊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指行为合乎中庸。梁漱溟曾对泰戈尔说：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你看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好像各趋一偏，一个左倾，一个右倾，两者相反，都不妥当，然而孔子却认为可以要得，因为中庸不可能，则还是这个好。其所以可取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迁就。反之，孔子最不高兴的是乡愿，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什么？即是他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都应付得很好，人人称他是好人，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外面难说不妥当，可惜内里缺乏真的。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泰戈尔高兴地说：我长这样大没听人说过儒家这道理，现在才明白世俗误会拘谨、守规矩为道德，其实那样正难免落归乡愿一途，正恐是德之贼呢！

而在狂狷性情，直心为道场的人格基础上，道依然是最重要的。因此，孔子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谓之道。率性所行的，就是道。背性而行，则是非道。

守培法师云：圣人制人伦之道，以禁其私欲也。以此分别而治彼分别，分别虽同，其意相反。以分别而论，则近于凡夫；以治分别而论，则近于圣人。是故人伦之道，虽非圣人之正道，亦非凡夫邪道也。若人率性而行，则弃人伦之道。可知人伦之道，乃圣凡过渡之程，非究竟处也。然虽非究竟之处，而不可无。如渡河之舟，虽不是久居之处，非此不能渡河故。又须知人伦之道，虽不可无，而不可认为究竟之处。以为究竟者，即不得率性而行，亦即不能入圣境也。如渡者不舍舟，即不能登彼岸故。

儒家以道为尊，宗旨十分显然。道家及佛教，一者是中国文化中承载大道的门庭，一者是印度承载大道的宗教。如憨山大师在《庄子内篇注》中所云：中国圣人载道之言，除五经束于世教，此外载道之言，唯老一书而已藉令中国无此人，万世不知有真人；中国无此书，万世不知有妙论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师孔子；已知人欲为诸苦本，志离欲行，故少师老庄；已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知十界唯心之影响也，故皈命佛！

儒释道三家以道为尊的宗旨，由以上诸大德的言论，已揭示得十分清楚！

明末三家所面临的共同处境

由印度传来的佛教与在中国诞生的道教，在明代君王政府的宗教政策中，都是作为社会或文化来进行理解。如在明王朝的初期，明太祖曾注释《道德经》二卷，另制作《周颠仙传》一卷，成祖也制有《神仙传》一卷，显然，这些工作不一定出于宗教信仰，甚至显示出收揽民心的意图。明世宗的时代，由君王本身开始推行抑佛崇道的风气，甚至发展到毁佛像、烧佛殿，并令邵元节承嗣真人的职位，统领天下道教，封礼部尚书，享一品官俸禄等。这些措施使当时的道教逐渐兴盛起来。进入万历时代，社会上才逐渐有高僧及有作为的居士出现。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道教曾一度被查禁，但因其地域宗教及老庄哲学影响的缘故，查禁解除。此后的佛教、道教与儒家渐渐成为浑然杂处的状态，广泛流行于民间。当时，道教的袁了凡（1568-1610年）所著的《功过格》曾普遍地为社会所采行，莲池大师以《功过格》为基础编制了《自知录》。《功过格》的思想及持行方式，直到今天仍为广大佛教四众弟子所奉行。这些都是对三教同源主张的佛教支持。从《竹窗随笔》对于《自知录》进行强调的序文可以看出，莲池大师倾向于佛教的信仰之心基本可以说是由于三教同源说的感化。

根据圣严法师在《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中的考察可知，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就以景教之名来到中国，相继在中国传播了210年，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消灭绝迹，此事记录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宋朝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有种被称为一赐乐业教的西洋宗教开始传入中国，历元、明两朝，后来不传，这可能是犹太教。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天主教以也里可温教的名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此教被称为唐代景教的支裔，元朝在中国的也里可温教教师，已经包括了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多数传教士是跟随西征的蒙古军来到中国的，所以当时蒙古人是信仰此教的主流。其信仰也随着之后蒙古王朝的灭亡而逐渐终止。

到了明代，欧洲兴起了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内部也要求改革。从1540年开始，耶稣会向东方各国延伸他们的教化路线，先印度，再中国。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查比尔来到中国澳门，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利玛窦在广州香山澳登陆。活动了二十年后，他正式进入北京，要求会见神宗皇帝。《明史》326卷记载：

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岁沾染中土帝嘉其远来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

此后，西方人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多起来，大多聪明特达之士，专于传教，不求名利、官位。他们带来的文化，多半是中国原本没有的，如数学、哲学、天文等。很多人初次接触，大感好奇。于是天主教传播开来。

早期，因由一批中国学者帮这些传教士从事翻译和文章润色，使他们的著作在中国上流社会迅速传播。1643年，30位传教士中，写有14种著作的有7人，5种著作以上的有13人，这些著作被出版并广泛流传。从这些著作的立场上看，他们将儒家看成天主教发展的伙伴。传教地点由广州、澳门为中心，推广到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南昌、开封、福州、山西等地。

外人的攻击与佛教的反诤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因为南京天主教徒聚众活动规模巨大，南京礼部侍郎沉灌联合一些官员上奏，说西方教士在南京的传教活动动不动就上万人，日夜集会，极似当时的白莲教（附佛教外道）和无为教（附道教外道）。因为害怕进而产生政治叛乱，明神宗下令取缔天主教，逮捕传教士。明末抗拒天主教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自利玛窦到中国，天主教徒来华的教士人数也与日俱增。

当时的传教士徐光启等人除了进行维护天主教的政治斡旋以外，已然公开造论，反驳佛教。这些论点主张鲜明，反对佛、道，拉拢儒家。如罗明坚写的《天主圣教实录》在广州发行，利玛窦写的《天主实义》在南京发行。利玛窦的著作分别抨击了佛教和道教，而徐光启写的《释氏诸妄》已开始全面攻击佛教诸名相，如天堂、地狱、世尊、杀戒、盗戒、轮回、念佛、神通、三世、佛化身、大千世界佛教的反驳运动十分激烈，普润法师写了《诛左集》，密云圆悟大师作了《辩天三说》，莲池大师作了《天说》四篇，藕益大师写了《天学初徵》、《天学再徵》，黄贞居士写了《不忍不言》。但是，与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利玛窦、汤若望相比，佛教的法师和居士既没有政治身份，也没有政治影响。后来，他们将南京事件的余怨转嫁到佛教和道教身上，并诉诸神宗皇帝要与佛教论辩。那时莲池大师、紫柏尊者都已入灭，憨山大师正受政治迫害，藕益大师才十八岁，密云圆悟禅师年至五十，却又不屑与徐光启等论辩。当时佛教犹如遭遇风暴冲击，虽然诸方释子群起反诟，但整个佛教界都呈现出了不安。

汉代以来直到明初，佛教只是面对儒家和道家的小规模论争，而此时论争者换成了天主教，这是从未经历的论敌。处于自我防卫，著文反驳的，仅有前面提到的五位。

在于西方宗教当面交锋的明末，面对耶教论争，佛教和道教感受到了来自外国文化的强大震动。当时高僧及志士仁人都清晰认识到，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因为文化根底的共同性，需要重新审视三者的一致根源了。耶教拉拢儒家，佛教与道教相处在了一起，佛教不光要重新审视道家，更重要的是，重新调整自身与儒家的文化关联。

异口同音，三教同行

根据明代的相关史料，当时的论争最终使儒释道走到了一起，在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大挑战面前，中国传统宗教与哲学思想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局面。客观地说，这是中国各文化系统在进行自卫反诤前所产生的自然结盟。内外宗教文化界的这次争议，仅仅定义为宗教间的争议是不全面的。更深刻地说，这是两种文化在深刻遭遇时因其差异性而引发的思想遭遇战。

以人为核心的西方宗教文化，在以道为核心的佛、道教义面前，并没有显示多大的优越性。中国人相信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取法于道，自然得乎于人。而如果取法于人，如何能避免得乎于利呢？当前的中国社会，被动地接纳了西方的强势文化，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在国人心目中，西方文化能一直强势下去。人们可以看到社会的现实，西方社会的人性价值观，一次有一次地由其枪炮进行护送，而向世界各国传达人权的福音，西方价值观的人性论，在中国大地上能否持久放射道德的光芒，仍然受到人们质疑，甚至相反，只怕有一种光芒要被无限度地激发，就是名利。

莲池大师《竹窗随笔》云：震旦之书，周孔老庄为最矣。佛经来自五天，欲借此间语而发明

其实，明末的儒家学者们大多都接纳佛教信仰。早在南宋，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教就是三教同源说反映在道教方面的一种事实。其中，全真教所谓的清规、不立文字、戒律、打坐、法身等词汇自然也是吸收佛教禅宗与天台止观所产生的运用。明末的三教同源思潮非常流行，憨山大师注解的《老子》与《庄子》，莲池大师《竹窗随笔》的《庄子》三篇都使佛教的思想与道教教义完美合璧。

强调三教同源的时代意义

明末的这次论争，与其说是一场发生在明末的宗教激辩，不如说成是后世东西方文化与宗教差异的论争的一次历史预演。其实，现今社会西方与中国宗教社会明里、暗里的论争多少总有一些，而且随着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目前尚未全面复兴的实际状况，这种宗教论争，迟早难免一战。

大道在时，照见人的良心；名利在时，激发人的狂野。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发展，没有把人间性的满足看做首要的追求目标，但它已成为必然成果。人的俗性不可作为决定世间的重大轨则，道才是第一要务。以道为第一要务的儒释道三家思想，从来就没有忽略人性或否定人性，更多地是从人性滋长的名利牢笼中将人性彻底解放出来。儒释道三家的饱学之士在对此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之后，所提出的三教融会的主张当然不是无原则的混同或比附。在面对地球村文化的新时代，必将产生更为重大的意义。

儒释道三教同源中西宗教论争难免一战

传统文化尚未全面复兴

儒释道三家共同以心为本，以道为尊

儒释道三家以道为尊的宗旨，由以上诸大德的言论，已揭示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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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三教同源 中西宗教论争难免一战

传统文化尚未全面复兴

儒释道三家共同以心为本，以道为尊

儒释道三家以道为尊的宗旨，由以上诸大德的言论，已揭示得十分清楚！

明末三家所面临的共同处境

外人的攻击与佛教的反诤

异口同音，三教同行

强调三教同源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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